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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讲座系列开始已经10年，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于2008年成立也已经16年。所以今晚我想请教一下，在过去10到15年里，我们对实现能源转型到零碳经济的经济学有了哪些认识。
需要记住的是，2008年CCC成立时，英国及全球均无明确目标实现净零碳经济。2006年英国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实现60%的排放减少;CCC在2008年建议目标应为80%;直到2019年，英国才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在能源转型委员会，我们现在认为所有发达经济体最迟应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所有发展中国家最迟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而在全世界内，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承诺遵守这一原则，尤其是中国，其2060年净零排放目标尤为重要。
这种日渐增长的全球雄心反映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发生速度与气候模型预测相当，甚至有可能稍快，并且已经对全球人类福祉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IPCC 2018年报告警告称，如果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水平高出1.5°C以上，严重不良影响将随之加剧，且每超过0.1°C就会加剧。但在过去12个月里，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1.61°C，巴西的大规模洪水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热浪，都是IPCC警告的危险已经到来的迹象。
我们设定了更多艰难的减排目标，因为我们面对着红色闪烁的警灯，告诉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但到目前为止，全球层面的减排尚未达到更高的雄心。事实上，过去15年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从46.8至53.8总吨（2007年至2022年）增长，中国排放量增长了58%，而发达经济体的排放量则仅缓慢下降。
所以我们的目标在增长，但排放、气温上升和不良影响依然在上升——这场讲座开头相当悲观。
但好消息是，过去10到15年，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使得能源、建筑工业和交通系统的脱碳速度更快、深度更深，成本远低于16年前我们敢于期望的水平。这些趋势确实使得到21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我们将实现接近净零的全球经济，一旦实现，传统衡量的生活水平将受到微不足道或积极的影响——而减少全球变暖程度的好处将是巨大的。
但如果我们想足够快实现目标，这仍然让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重大的经济成本。
因此，在这场讲座中，我将同时描述实现目标的可达性终点以及实现目标的经济挑战——本质上是一个投资挑战。
在过去50年里，太阳能光伏每瓦的价格下降了99.89%，从1974年的每瓦100美元降至如今中国制造商提供的0.11美元（幻灯片1）。即使扣除运费和零售商利润，价格仍可能低于每瓦20美元，就像这家西班牙超市（幻灯片2）。而且成本的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和效率提升是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50年里，太阳能光伏每瓦的价格下降了99.89%，从1974年的每瓦100美元降至如今中国制造商提供的0.11美元（幻灯片1）。即使扣除运费和零售商利润，价格仍可能低于每瓦20美元，就像这家西班牙超市（幻灯片2）。而且成本的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和效率提升是不可避免的。
到2008年，成本已减少90%，CCC我们大家都知道成本会继续下降，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见会发生啥。我们假设到2020年成本将降低20%;事实上，成本下降了85%。2008年我曾预感太阳能光伏可能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便宜的电力来源：但当时并未想到，可靠的分析会证明它已经是全球大部分地区生产一千瓦时发电的最廉价方式（幻灯片3）。
我们在CCC也知道，英国的海上风电资源非常庞大，如果成本能从2008年假设的每兆瓦时150英镑降低，可能会变得经济化。因此，2015年，CCC分析了哪些技术开发、政策支持和供应链发展能让英国成本到2020年低于每兆瓦时100英镑。但在2020年第四轮拍卖中，中标价为每小时39英镑，尽管近年来价格大大上涨，英国海上风电仍以每兆瓦时约55英镑的价格供应。与此同时，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陆上风电成本下降了约60%;中国风力涡轮机价格在过去两年内下降了40%（幻灯片4）。
电池价格也大幅度下滑。2010年，美国能源部设定目标，将锂离子电池成本从每千瓦时1000美元降至2020年至200美元。但到了2020年，电动车电池的价格低于每千瓦130美元（幻灯片5）。2021年至2023年间，由于矿产投入成本上升——镍、钴和锂价格持续上涨了3到5倍;但这些涨幅现已完全逆转，电池成本又开始下降（幻灯片6）。
技术进步确实通过磷酸盐锂（LFP）电池的发展，使得生产无需镍或钴的电池成为可能;锂供应正在快速扩张。
不仅因为电动汽车电池成本再次下降，电池储能成本也随之下降。BNEF估计，完整系统的成本可能从目前每千瓦时240美元降至2033年的148美元;但在中国，你已能以每千瓦时115美元的价格购买完整系统（幻灯片7和8）。
其他关键技术也在取得进展，并有潜力实现更多成果。美国和欧洲用来生产绿色氢气的电解槽成本尚未以五年前一些评论员所认为的速度下降。但中国的系统总成本远低于每千瓦300美元，而欧洲为每千瓦800美元，这表明技术上实现显著成本降低是可能的（幻灯片9）。
热泵技术（是电气供暖和空调的关键）也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可实现的性能系数可能从目前的典型4提升到高达8;高温热泵将使住宅电气化慢慢的变可能，而无需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花费大量改善保温。
将所有这些技术整合起来，英国乃至全球实现净零经济的道路比10到15年前更加清晰。我们一定要做的本质很简单;
在电力系统脱碳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廉价地生产一小时零碳电力——在世界上，答案很简单，要么是风能，要么是太阳能。真正的挑战是，当风不吹、风不照耀时该怎么去办——如何在由可变能源主导的系统中平衡供需。但现在已经具备成本效益的技术。
在世界上许多人口最密集、增长最快且炎热的国家——太阳能很可能成为主要发电来源，且主要的平衡挑战是昼夜——电池将成为越来越经济的解决方案。
在阳光较少但风力较多的北方气候中，最大的挑战将是季节性——当冬季反气旋同时产生高供暖需求和微弱风力时该怎么样应对。但很明显，解决方案是存在的;
自2010年以来，英国已将电力碳排放从年初17周的每千瓦时500克降至2024年同期仅120克/千瓦时——这一目标通过灵活运行燃气电厂以抵消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供应的波动，实现了电池部署和不使用氢储能的措施（幻灯片10和11）。
CCC第六次碳预算评估的分析显示，基于80%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英国电力系统在2050年可产电量的两倍，且每千瓦时的总系统成本不会超过现在。
ETC及全球其他机构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到2050年，“全天候”零碳电力可能以与当今化石燃料电力相当甚至更低的成本供应。
借助清洁电力、电池、热泵及其他应用技术，我们大家可以实现大部分经济的电气化。如今，电力仅占最终能源需求的约20%;但在中国，这一比例已接近30%，且全世界内将迅速上升。国际能源署的净零情景显示，到2050年，净零排放将接近55%;但在能源转型委员会，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比例可能更高，达到65%——每当我们重新审视电力与其他技术的潜在作用时，我们的估算份额往往会增加，例如工业供暖电气化的机会比五年前预期的更大，无论是在200至400°C的中温还是高达1000°C的高温条件下。
此外，必须认识到，电力在最终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的估算远远低估了电力在提供能源服务中的重要性，因为电力应用效率远高于此。
例如，如果到2040年，欧洲乘用车队中有80%是电动车，而乘用车动能中有80%来自电力，而非汽油或柴油，那么我们标准的最终能源需求衡量标准——衡量汽油或电力的能量含量——仍然会显示只有50%的能源需求来自电力。这是因为使用内燃机时，大约75%的能量会以热量形式浪费。
同样，在住宅和商业建筑供暖中，当我们从燃气锅炉切换到热泵时，系统从最多90%的效率将输入能源转化为家庭内可用热量，转变为目前400%的效率，未来可能更高。
我们有时会把清洁能源供应和提升能源效率视为实现脱碳的两种不同途径——但在未来30年内，能源效率提升的最大推动力将是电气化本身。
可再生能源和电池成本崩溃的综合影响，加上电气化应用固有的更高效率，意味着在经济的许多领域，零碳经济中消费者面临的成本将低于我们能源来源于化石燃料时所面临的成本。
未来家庭用热泵供暖的费用将低于现在使用燃气锅炉时的费用;乘用车司机和货运卡车主的电费也低于现在燃气和柴油。事实上，乘用车的预付款也将很快减少。
但一旦电池价格足够便宜，电动汽车将比内燃机车辆更便宜。这种跨界很可能发生在电池价格低于每千时约100美元时，而在中国，这种跨界似乎已发生;没有一点内燃机能超越价格为11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的质量和性能（幻灯片12）。
但并非所有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都像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或电池那样迅速。自2008年以来，太阳能光伏的成本下降速度远快于CCC的预期。但碳捕获的估算成本基本保持在当时的估计中;而新建核电的估算成本远高于我们当时的假设。一个清晰的模式显现出来（幻灯片13）：
成本下降最快的领域是涉及大规模生产标准化零部件和产品的技术——数百万个标准化太阳能电池组组装成数千万个标准化太阳能板，数亿个标准化电池组组装成数百万个标准化电池模块。
但只要涉及大规模定制工程——如首创核电站建设，或为已有工业厂改装碳捕集设备，成本降低就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
我们一直知道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更好的降低成本的理论：过去15年我们发现这些效应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同时它们更可能适用于某些技术。
除了减少相关成本较难的技术外，还有一些行业脱碳更难实现——所谓的“难以减碳”领域：长途运输、航空和航运，以及重工业、钢铁、水泥和化工。
但即使在这些所谓难以减排的领域，过去5到10年也见证了技术可能性和雄心的革命，对于每个领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净零排放的技术：甲醇或氨燃烧的船舶，由生物资源或合成途径制造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钢铁生产则采用多种氢基技术。
我记得就在六年前，日本一家大型钢铁公司告诉我，氢气直接还原铁是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将在2020年代在实验室和小规模试点中开发，20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大规模试点和早期示范部件，并可能在2050年至2070年代大规模推广。
但这其实就是100克零碳钢，由瑞典北部的SSAB试点厂用氢DRI制造;到2032年，SSAB将关闭所有焦煤高炉。几乎所有领先的钢铁公司——从欧洲和印度的安赛洛米塔尔和塔塔钢铁，到韩国的浦项，以及中国的宝武钢铁和HBIS——都承诺在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氢气很可能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钢铁行业，氢能直接放射性（DRI）有可能最终成为比焦煤高炉更低成本的铁生产方式。
但在水泥领域，一定要使用CCS意味着无论电费多低，零碳水泥的成本都会更高。
而在航空领域，似乎能确定，从生物或合成来源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成本，永远会高于化石燃料生产的喷气燃料。成本溢价会跟着时间下降，但不会完全消除。
在企业对企业层面，这些绿色成本溢价将显著。因此，推动脱碳将是监管或碳定价的必要手段，而脱碳本不会发生。
而且，与公路运输和/或电气供暖不同，这里会有一些成本增加，消费者必须承担。但在几乎所有这些难以减免的行业中，消费者成本都会很小，因为这一些行业的产出只是对最终产品中消费者实际购买的少量成本投入。
因此，我们有一些产品和服务，一旦达到零碳经济的终极状态，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会低于接着使用化石燃料经济;而有些则会支付略高的价格。
而最终零碳经济的总毛成本——这还需要与减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收益作比较——正是这些正负成本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尼克·斯特恩在2006年关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经济学的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实现75%减排的最佳估计成本可能是当年全球GDP的1%，而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C而非更高范围内的好处可能在GDP的5%-20%甚至更高范围内。
但尼克估计的75%减少时占GDP的1%，现在看来是非常夸大了。在2020年发布的ETC《使使命成为可能》报告中，我们估计能源、建筑、工业和交通等经济部门实现净零排放（即100%减少）的成本可能仅约为0.6%。GDP的。明年我们将制定新的估算，如果不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我会感到惊讶——这表明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净提升，甚至在考虑减缓未来全球变暖带来的巨大福利效益之前。
因此，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没有化石燃料的最终生活成本的合理估计显著下降：这得益于多项关键零碳技术的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快速的成本生产。
但最终状态下消费者成本为零甚至负，并不代表实现零碳经济是没有成本的。这是有代价的——增加投资的成本。
深度电气化和脱碳的未来经济固有特征是能源系统将更加资本密集：这将带来更高的前期资本成本和更低的边际运营成本。
正是这种资本密集度使零碳经济在全球气候影响和本地环境影响方面更具可持续性。
在我们当前的化石燃料经济中，我们每年从地下开采80亿吨煤炭、365亿桶石油和4000亿立方米天然气;我们燃烧它们来产生能源，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又得重复同样的做法。
在零碳经济中，我们从地下取出的材料数量远小于硅或锂：我们用它们制造复杂的电结构——太阳能电池将光子转化为电子，或阴极和阳极，锂离子在中间流动，通过电解质流动。明年，这些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能够再次发挥同样的功能。
这将是一个从根本意义上真正可再生的系统。但首先我们一定要建设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资本投资。
国际能源署估计，能源、建筑、工业和交通系统的投资将从目前约1.7万亿美元增加到2033年的约4.0万亿美元，部分由5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投资抵消。这净增长约为3.5万亿美元，约占2030年全球GDP的1.5%。
我们在2030年《融资转型》报告中提供的ETC估计类似（幻灯片14），显示70%的投资用于建设规模更大且零碳的电力系统，这些系统是任何零碳经济的核心——电网以及发电和储能都需要大量投资。投资建筑以提升能源效率是其次最重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工业和长途运输的投资——如新建钢铁厂、水泥厂的CCS安装或氨燃烧船发动机——在全世界内比较小，但相较于个别公司资源却较大。
英国CCC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类似数量级，到2030年电力系统投资需达到GDP的约1%，建筑投资需再占0.5%，且这些投资率应维持10至15年，直到2040年代随着新系统接近完工而下降（幻灯片15）。[1]
第一是确保资本设备成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解机、电池、电动车和热泵——尽可能快速地下降。
我之前也讲过一个乐观的故事，说这些核心技术的成本一下子就下降，未来还会有更多。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将实现能源转型、实现深度电气化经济的关键技术中，中国目前生产了约80%的全球能源供应（幻灯17页）。
在一个理想的和平、政治合作以及全球技术、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里，这本应是问题：中国能以每瓦0.11美元的价格生产太阳能光伏板，而美国只需约25到30美分，这被视为降低太阳能成本的机会。
但在政治经济竞争的现实世界以及安全问题中，中国的主导地位激发了并注定会激发欧洲、美国和印度发展国内供应链和技术创新的强烈愿望。
挑战在于确保制定的政策是追求这一目标速度，而不是拖延能源转型，而去年六月的一份ETC报告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实现最佳平衡的原则。
首先，最优政策应主要聚焦于限时补贴或保护的方法，推动国内供应链发展和创新，实现中国所实现的快速减排。
其次，长期高关税能减轻国内公司实现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的压力，而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可能实现的。我注意到，在过去三个月里，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的CEO都反对对中国汽车进口实行高关税保护。
第三，诸如欧洲碳边界调整等政策，阻止基于较低环境标准而非技术或规模的低成本竞争，完全合理。
除了这三项原则外，还有复杂的问题是需要考虑;ETC将与会员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另外三个优先事项（幻灯片18）与资本设备成本无关，而涉及财务层面的资本成本、债务成本以及所需的股本回报率。
这种成本受实际无风险电价的影响：正如ETC最近关于海上风电的报告所示，过去三年实际无风险电价的上涨使海上风电的平稳化成本每兆瓦时增加了约10美元。
但任何具体项目的资本成本也反映了私人投资者为应对未来成本和收入不确定性所需要的风险溢价。
可再次生产的能源项目中一个关键风险源于未来电价的不确定性，这一风险因可再生电力系统的两个固有特征而增加;
这些特征综合导致，任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在不同天、几周和季节之间，电价变化都可能远大于我们观察到的化石燃料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当阳光明媚、风力强劲且需求低时，电力供应的边际价格可能为零甚至负;有时则会非常高。
因此，未来价格的预期可能极不确定，以至于私人投资者难以为社会层面上无疑有益的投资进行合理化。
在理性高效市场理论中，仍有几率存在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私营开发商以每年少量小时获得巨额利润为基础进行新投资，和/或投资储能容量，以将电力供应从低需求过渡到高需求期。但此类策略中计算的固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增加资本成本，来提升未来供电的平均成本。
因此，政府设计并参与市场以降低资本成本，例如通过差价合同，确保开发商至少对其产出的一部分享有一定固定价格，同时保持对储存、灵活性和需求管理创新的激励。
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初期开发阶段，在成本尚未下降之前，这类合同还提供了隐性补贴，执行价被设定高于未来化石燃料电价的合理预期。但补贴元素越来越消失，双向合同更可能获得开发商的付款，也更可能支付给他们。
更广泛地说，能源转型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应当是尽可能降低风险，以低成本或最低成本实现。这不仅要求电力市场接着使用差价合约或其他固定价格合同，还需要
此外，即使在富裕发达国家，公共基础设施银行也在承担私营部门收取过高费用的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当所需的投资主要由企业融资时，关键政策目标是消除那些不必要地增加资本成本的风险。
但当投资部分由家庭驱动时，解决不同收入群体间资本成本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分配问题同样至关重要。
除了农业之外，英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住宅热量脱碳，未来200万至2500万户家庭将投资热泵和保温材料，理想情况下更早。
实现这笔投资不仅是融资难题——发展供应链和劳动力技能同样至关重要。但经济挑战巨大，且因家庭类型而异：
一个账户中有足够现金签收支票，比如1.5万英镑用于热泵和改善隔热的个人，面临的有效边际资本成本相当于银行存款的利率——大约名义上的3.5%。
但对于许多中等收入人群来说，投资需要承担更多债务，可能是通过增加抵押贷款来实现。
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边际资本成本相当于他们支付信用卡的20%甚至更多。
因此，虽然较富裕的家庭可能可以通过热泵和保温材料获得合理的回报，但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投资理由往往不理想，要求从燃气锅炉改用热泵且未解决资本成本问题的政策将引发政治反对。
不同国家收入群体之间的资本成本差异很大，支持低收入国家能源转型需要强有力的国际政策。
从2020年起，富裕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清洁技术投资需要到2030年翻一番，许多中上收入国家的投资需增长四倍，但在中低收入国家则需增长五倍或更多。
直到2030年，低收入群体的绝对投资相对于富裕世界仍较小，但未来20年内必须持续增长，即使富裕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投资趋于平稳甚至下降。
自2020年以来，全球投资已大幅度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从约1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1.7万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增长大多分布在在富裕发达国家、中国以及印度等少数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非常有限。
这反映了这些国家被认为风险高且资本成本高昂;这种高昂的成本如果不降低，将极大延缓低碳能源系统的迅速增加，而技术进步已使之成为可能。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建设更大零碳电力系统的巨大机遇，基本上跳过了化石燃料开发阶段，但只有在大规模开发融资以足够低成本获得的情况下，才能抓住这一机会。
首先，人均能源使用量仅占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而且必须大幅度的增加能源供应，以支持迅速增加的人口中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未来40年里，这些国家应力图将电力供应增长10倍甚至更多。
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丰富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资源。IRENA估计，其技术上可用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可提供240万太瓦时零碳电力，约是完全脱碳经济中全球电力需求最激进预测的20倍。正如IRENA所说，“非洲的太阳能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幻灯片20）。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它有潜力每年在距离海岸不到200公里的地点生产5000万吨绿色氢气，成本低于每公斤2美元。这将足以提供全球10倍所需的绿色氢气，以实现所有难以减碳的行业。
与此同时，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崩溃——目前每瓦仅11美分，储能电池（十年内甚至更早，成本将低于每千瓦时150美元），再加上风力发电机价格的下降，将使技术上实现全天候供应可再生电力，成本完全可与任何化石燃料系统竞争。
但这种潜力只能在资金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在可再生电力系统中，几乎所有成本都是前期资本支出;而在化石燃料系统中，前期成本较低，但长期经营成本较高。因此，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与化石燃料的相对总成本取决于资本成本。如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能够以欧洲、美国，更不用说低成本中国的资本成本建设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系统，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将远超于燃气轮机。但在许多非洲国家，成本远高于此——瑞士估计为25%，而瑞士为4%（幻灯片21）。
因此，虽然如果苏丹的资本成本与全球类似，它将变成全球上最便宜的陆上风电生产国家之一，但其丰富的风电和土地，实际资本成本只能是瑞士的2.5倍。（幻灯片22）在这些资本成本下，合理投资是燃气轮机，甚至柴油发电机组。
因此，动员大规模资金流动以合理资本成本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我们所见显著技术进步的益处至关重要。过去三年里，多份专家报告阐述了挑战的规模及克服它们所需的行动;跨国开发银行资本资源的增加及其贷款政策的变革至关重要。现在一定要采取行动，抓住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带来的巨大机遇。
那么让我总结一下：距离本次讲座系列开始10年、气候变化委员会成立16年，您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学有了哪些了解。我认为有六个关键点：
首先，基于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效应带来的内生诱导技术发展和成本降低的潜力——这些我们理论上已知——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在某些特定技术——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中，这种潜力远大于其他技术——大规模定制工程。
其次，鉴于这些趋势，未来零排放经济的形态比10到15年前更加清晰。这个经济体将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更加电气化，而为该经济提供零碳电力的大部分将来自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即使核能和其他技术也在发挥辅助作用。
第三，因此，对向零碳经济转型对传统生活水平最终成本的合理估计，远低于尼克·斯特恩发布报告时或气候变化委员会开始工作时的水平。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到2050年实现80%的排放减少，可能会使当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5%。现在实现100%排放很可能对生活水平的影响会小得多，甚至有可能绝对没影响。
但第四，这并不代表过渡没有代价。成本是为达到终点所需的投资，除非某些特定情况可能不适用，否则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消费减少或对经济其他部门的投资减少。零碳经济的支持者需要对这一代价诚实。
第六，也是最后，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并应对不同家庭和国家面临的巨大资本成本。
总体而言，我比2008年时更有信心，认为在21世纪末的某个时刻，世界将实现接近零碳经济，向全球消费的人提供极低成本的清洁能源，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远小于我们今天化石燃料系统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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